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节选一）
如何获得预制的过去
在上一章里我们尝试证明，在以“选择”为特征的文化情景中，社会学意识就可能兴起；所谓的“选择”，是在不同甚至矛盾的意义体系之间进行抉择的可能性。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我们将要尝试描绘社会学在观察人类生存的视角方面的一些关键特征。不过，进入主要论题之前，我们要驻足片刻去审视“选择”的现象，我们将略微偏离大道探访小路，看看这一现象对个人理解自己的人生阅历有何重大意义。这一章“补记”可能会进一步澄清：社会学意识不仅是迷人的历史幽灵，你可以借此整理人生阅历，并使之井井有条、富有意义。
按照常识，在我们经历的事件中，有一些比较重要，另一些不那么重要，所有的事件加在一起构成我们的人生阅历。所有编写个人小传就是按照时间顺序或重要程度来记录个人经历的事件。但即使纯粹按照时间排序的记录也有一个包罗哪些事件的问题，因为履历显然不可能包括一切相关的事件。换句话说，即使纯时间顺序的记录也迫使你拷问诸多事件的相对重要性。在决定历史学家所谓的“历史分野”问题上，事件的相对重要性就特别明显。在西方文明里，你认为何时才是中世纪的起点？在你的个人履历里，你认为青春是在何时结束的？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起点和终点是由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所谓的“转折点”决定的。比如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加冕礼的日期、乔·布罗（Joe Blow）决定入教并宣誓对妻子忠诚的日期等就是这样的“转折点”。然而，即使最乐观的历史学家和传记作者（也包括自传作者），也有犹疑的时刻，难以断定哪些事情是真正的转折点。也许他们会说，查理曼大帝的加冕礼不应该被当作转折点，转折点应该是它对撒克逊人的征服。或许，乔放弃当作家的雄心的时刻应该是他中年的起点。你决定这一事件而不死那一事件的依据显然是你的参考框架。
这个事实在普通人的思想中并未受到完全遮蔽。有一个观点说明，一般人都能体会到这样的事实。这个观点是：等到相当成熟之后，人才能够真正理解自己的生平。自我意识的成熟可以说在人的认识上占有优先的地位。中年人乔接受了命中注定的事实：他的妻子不会变得更漂亮，他作为助理广告经理的工作不可能变得趣味盎然，他年轻时代拥有许多美丽女人的想法是很不成熟的，写一部功盖半个世纪的小说的想法也是很幼稚的。所谓成熟是心态平和、安于现状、放弃冒险和成就的狂想。这种成熟观念的心理功能是让个人放低身段、目光下移以求设计合理的目标；这一点不难明白。以为天赐祥瑞是理所当然的年轻人乔，一想到晚年失败和绝望的形象就可能会退缩；这也是不难想象的。换句话说，我们主张，所谓成熟观念实际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人生阅历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从一个观点看很成熟的状态，用另一个观点来解释可能就是懦弱的妥协。遗憾的是，年龄的增长未必就等同于智慧的增长，今天的视野在认识论上未必就比去年的高明。顺便需要指出，同样的道理使今天的大多数历史学家抱小心谨慎的态度，他们慎重对待人类事务中进步或进化的观念。人们很容易这样去想象历史：我们这个时代是人类成就的巅峰，其余的历史时代都可以用当代的标尺来衡量，看看它离我们现在的立足点有多近或有多远就可以判断它的进步程度。也许在地球人的历史上，决定性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2405年。那一年一个平静的下午，一位埃及僧侣午睡之后顿悟到了人类生存之谜的终极答案——然而他不曾将顿悟告诉任何人，于是他的顿悟就随着他的生命消逝了。也许，此后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尾声而已。除了众神之外，大概谁也不可能把人类历史之谜搞清楚，可令人遗憾的是，众神传递的信息似乎很暧昧。
玄想到此为止，我们回头讲人生阅历的问题。看起来，人生阅历可以用多种方式来解释。这些解释也不能够仅仅靠外在观察者去完成；我们去世之后，意见对立的传记作者对于我们所做或所说的这样那样的事情有何意义常常会争吵不休。我们本人不断对自己的人生阅历进行解释，甚至是重新解释。我们记住过去的经历时，常常根据当前何为重要何为不重要的想法去重构自己的记忆。这就是心理学家所谓的“选择性感知”（selective perception）。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心理学家通常把这个观念用于分析当前的情况。这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由于可能会引起我们注意的东西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我们只能够注意对当前的目的来说重要的事情，其余的则置之不理。但在当前的情况下，有人可能会指出我们忽略的东西并且将其强加在我们的意识之上。除非我们真的精神失常，否则我们就会承认，这些被忽略的东西的确存在，虽然我们还要强调说，我们对它们不太感兴趣。面对摧枯拉朽的遗忘机制，我们决定忽略的经历实在是没有藏身之地。在这里，我们不会违背自己的意志去指出这些被遗忘的经历；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比如刑事诉讼中），我们才不得不面对我们不能够提出异议的证据。人们通常认为，过去的经历是凝固僵化、不会变迁、不会变异的，当前却处在永恒变动的状态之中；这样的常识是极其错误的正好相反，至少在我们的意识中，过去是可变的、易变的、不断变化的，这是因为我们回忆过去的经历时往往反复进行新的解释。所以我们说，一个人有多少观点，他就有多少不同的人生经历。我们不断重新解释自己的人生经历。我们召唤一些事件，认为它们极端重要，却把另一些事件打入另册，并逐渐遗忘。
我们有把握设想，这种重塑过去的机制（大约是语言固有的机制）即使没有类人猿的历史悠久，至少和智人的历史一样悠久，这个机制有助于我们的祖先度过数百万年的漫长岁月；在那段岁月里，除了用手斧来砍砸之外，人类实在难以从事其他的事情。每一次人生仪式都是对历史的解释，每一位智慧老人都是历史发展的理论家。但是现代社会的独特之处是，这样的重新解释频率高、速度快，许多人的生活中都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这种重新构建世界的游戏中，你可以选择不同的解释体系，这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情景。上一章也已指出，地理流动性和社会流动性的加快是重新构建世界的主要原因。再举几例有助于我们进一步阐述这个观点。
通常，运动的人的自我认识也在变化。以住所改变为例，简单的搬迁就可以引起身份和自我形象的惊人变化。有一些地方成了这种惊人变化的经典场所，在这些场所发生的变化几乎就像装配线使产品变化一样。比如，如果你不了解堪萨斯城（Kansas City），你就无法理解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从堪萨斯城形成的初期起，它就成了人们想要改变身份的地方，就像一个社会心理学装置，宛若一个具有魔力的蒸馏瓶，进去时你是规规矩矩的中西部人，出来时就变成了令人讨厌、偏离常规的人。以前妥当的东西成了不妥当的东西，反过来，不合适的东西成了合适的东西。过去禁忌的东西成了社交礼节上的需要，曾经容易理解的东西变得可笑，自己过去的世界成了必须要战胜的世界。显然，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个人的阅历经过了重新的解释，而且是非常不同的解释。你现在认识到，过去排山倒海的情感剧变，只不过是幼稚的撩拨；过去生活中视为重要的人物只不过是眼界狭隘的乡巴佬，过去引以为自豪的重大事件只不过是个人“史前史”中令人尴尬的过眼云烟。倘若它们和自己现在想要构建的自我形象格格不入，它们甚至会被压抑在记忆的底层。于是乎，代表全班同学发表毕业告别词的灿烂的日子让位于曾经不重要的时刻，那可能是你首次尝试作画的一个夜晚；在教会组织的夏令营里接受基督信仰的那一天，你记不起来了，相反你记住的是另一天；你曾经感到又羞愧又焦虑，因为你在汽车后排失去了童贞，可是你现在却把它当作决定性的自我合法的行为。我们在人生旅程中重新打造记载神圣日子的大事年表，竖立新的路标，拆毁旧的路标，借此标记我们在时间之流里的进步，向着重新界定的成就迈进。此时此刻，一个道理已经彰显：任何魔力强大的路标都可能被新的牌号取代。你在格林尼治村生活的经历后来可能只不过是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另一场试验，甚至是另一次错误。但在被废弃的年表垃圾堆里，说不定你又能淘回一些昔日的标记。比如，少时在教会夏令营里入教的经验如今在变成天主教徒后才充分认识到那是一次探索真理的半信半疑的尝试。你也可能对过去的人生阅历进行彻底的重新排序。比如，接受心理分析后你可能发现：入教和初次的性经验、曾经令你骄傲和羞愧的经历，以及你前前后后对这些经历的解释，只不过是神经质综合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已。如此等等的经历和重构，循环往复，没完没了，令人讨厌。
为了避免给上述几个段落涂上一层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色彩，我们尽量少用引号。尽管如此，现在应该清楚了，上文里诸如“实现”和“发现”之类的字眼多少有一点言不由衷。对自己履历的“真正”理解实际上是个人的观点问题。显然，我们的观点是会变化的。所谓“真相”不仅涉及地理问题，而且涉及时间问题。今天的“顿悟”可能会成为明天的“合理化见识”，反之亦然。
和地理流动一样，社会流动（从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的流动）也涉及对人生的重新解释，也产生类似的后果。以自我形象的变化方式为例，在沿着社会阶梯向上攀缘的过程中，人的自我形象随之变化。也许，最令人伤感的变化是他对关系最密切的人和事做了重新的解释。比如，你发迹并在郊区安居以后，如果从郊区富人的角度来看问题，和儿时居住的小意大利（Little Italy）相关的一切都发生了恶变。曾是少年时代梦中情人的少女如今成了虽美丽却无知的村妇。童年时代的友情使人烦恼，这会让你想起昔日使人尴尬的自我，而这一自我，连同昔日对荣耀、魔力和街头爱国主义的看法统统被置诸脑后了。妈妈曾经是宇宙运行的轨道，现在却成了傻乎乎的意大利老太太，偶尔，你还不得不装出能够失而复得的样子去安抚她，而这一旧的自我早已不存在了。我们又一次看见，这个景观的一些要素大概和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童年的结束大概意味着众神的黯然失色。而我们的社会里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许多儿童不仅长大成人，而且在成长的过程中进入了父母完全不懂的社会。这是大规模社会流动必然产生的结果。美国社会所经历的巨大的社会流动已经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许多美国人在漫长岁月中似乎在不断重新解释自己的背景，不断重述自己的故事（既给自己说，又对别人说），讲述自己过去曾经是什么人以及现在已变成什么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心灵的牺牲仪式中谋害了自己的父母。毋庸赘言，“过去曾经是什么人”、“现在已变成什么人”这两个短语需要加上引号！顺便指出，难怪弗洛伊德心理学的弑亲神话在美国社会畅行无阻，在新近成为中产阶级的人里尤其是一路畅销。对这些新近发迹的中产阶级而言，如此重写自己的履历是使自己辛苦挣来的社会地位合法化的必要条件。
上述地理流动和社会流动的例子更加鲜明地说明了生活的变迁过程。社会变化贯穿于整个社会，贯穿于许多不同的社会情景中。忏悔的丈夫重新解释过去的恋情，使之符合自己上升的地位，并最终缔结现在的婚姻；刚离婚的女人从头解释自己的婚姻，认为婚姻的每一步都导致最终的惨败；饶舌成瘾的家伙每一次与别人闲谈时都重新解释他五花八门的人际关系（对B说他和A的关系如何，使B觉得他是自己真正的密友；然后他转向A时，就牺牲他和B所谓的亲密关系，对A说，B这个人如何如何；如此等等）；有人发现自己信赖的朋友搞诈骗，于是就假装他一直对此人满腹疑忌（对自己和他人都假装自己有提防）。在这一切例子中，当事人都在玩弄同样永恒的消遣，都在重写历史，修正自己的命运。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重新解释自己的过程都是不完全的，最多只能够达到似醒非醒的半意识状态。你修正的过去仅仅是不得不修正的东西，凡是能够纳入当前自我形象的经历都会原封不动的。人生阅历舞台上这一些不断的修正和调整很难得是整合一体的，很少能够界定为清晰的、始终如一的自我形象。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刻意给自己描绘一幅宏大的自画像。相反，我们像醉汉一样趴在自我观念的画布上在这里洒点油彩，在那里又刮掉一点线条；我们从来就没有停下来看看我们描绘的全景。换句话说，我们不妨接受自己创造的自我形象的存在主义观念，但我们要补充一句话：这样的创造过程多半带有偶然性，最多只能达到半知半觉的状态。
然而有些时候，对过去的重新解释是刻意为之的、完全知觉的、思想明确的整体活动的一部分。这种情形发生在人改信新的宗教或意识形态的世界观时；由于新的宗教或世界观是一个普遍的意义体系，人的生命历程可以安置在这样的意义体系里，因此人重新解释生命历程的举动就成为皈依的一个方面。于是，这个获得新信义的人就可以理解，他的前半生是在神的指引下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于是他的眼前云开雾散，一片光明。这方面的经典表述有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的《忏悔录》（Confessions）或红衣主教纽曼（John Henry Newman）的《捍卫生命》（Apologia ProVita Sua）。改变信仰必然使人对自己的生平履历进行新的分期，就像公元前和公元、前基督教和基督教、前天主教和天主教这样的分期。而不可避免地，在此标志性事件之前的时期都会被看作准备阶段。过去的先师就会被尊称为先驱和预言家。换句话说，在改变信仰的过程中，过去经历了戏剧性的转换。
禅宗追求的开悟（satori）被描绘为“以新的眼光看万物”。开悟足以说明宗教信仰的改变和神秘体验的变化；另一方面，现代世俗信仰也给追随者提供类似的经验。比如，新基督徒会认识到，他过去的生活是罪孽和疏远神的漫漫长夜。于是，过去的经验必须要重新解释，要作出重大的修正。结果，过去的关系也必须要重新评估了。
心理分析为许多人提供了类似的方法，让他们去重构自己的人生阅历，并且用一个有意义的方案把破碎的片段组合起来。心理分析法特别适合生活舒适的中产阶级社会，因为中产阶级社会太“成熟”，缺乏宗教或革命所需要的勇敢奉献的精神。心理分析体系细腻而且被视为科学，可以解释人的一切行为，所以它给信奉者提供了一副可信的肖像，与此同时并不向他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他们也不必掀翻自己的社会经济家当。在信仰改变的管理上，心理分析显然是技术上的改进，它比基督教等信仰略胜一筹。此外，对过去的解释还以比拟的形式展开。父母、兄弟姐妹、妻儿都被扔进一口观念的大锅里，他们从锅里出来时全都变成弗洛伊德神殿里的人物。俄狄浦斯（Oedipus）陪母亲伊俄卡斯特（Jocasta）去看电影，并在早餐桌上打量他原初的父亲（Primal Father）。有了心理分析之后，一切经历便各就各位，自有其意义了。
信仰一个能够重组人生历程中零星的数据的意义体系，能够使人获得解放并深感满意。也许，这是人根深蒂固的需要，我们需要井井有条、意向明确、清晰可解的经验结构。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问题，我们又朦朦胧胧地意识到，这样那样的信仰改变未必就是终极的改变，而且当我们意识到人可能会一次又一次改变信仰时，也可能因为这样的想法而惊恐万分。这种经历就是所谓的“选择”（alternation，颇像人面对无数镜子时的感觉，每一次潜在的改变都是镜中映像的变化），它必然导致晕头转向的感觉，在人生无数相互交叠的视野里，人必然会产生形而上的对陌生环境的恐惧症。倘若我们能够把社会学当作特效药来生产，吞下它后能够使这些视野迅速地各得其所，那该是多么令人满意啊；倘如此，我们就能够给人以希望，使“选择”引起的认识上的焦虑得到缓解，但那只不过是给已有的神话增添一个新篇章而已。事实上，社会学家就其身份而言，不能使人得到这样的拯救（他在职务之外的活动可能是导师，不过我们不必关心这一点）。他和其他任何人无异，他的处境必然是这样的：他接触的有关万物终极意义的信息是十分稀罕的，且常常明显带有欺骗性，但不会是压倒一切的。他没有使人大开眼界的灵丹妙药可以兜售。实际上，社会学参考框架只不过是另一个解释体系，它可以用来解释人生经验，但也可以被其他试图解释人生阅历的体系取代。
话又说回来，对于在世界观相互竞争的丛莽中觅路的人而言，社会学家能够提供简易而实用的洞见。这个洞见是：相互竞争的世界观全都根植于社会。略微变换一下方式就可以说，每一种世界观都是一种密谋。密谋者构建一种社会情景，使他那种世界观成为此情此景中理所当然的世界观。身处其中的人越来越容易分享其中的基本预设。换句话说，当我们从一种社会情景进入另一种社会情景时，我们的世界观会发生变化（这样我们会对人生阅历进行新的解释）。只有精神失常的人或罕见的天才能够独自一人栖居在一个意义世界里。我们大多数人都从他人处获取意义，并要求他人给予忠实的支持，以便使自己周围的一切意义都令人信服。教会是对经验解释进行强化的机构，使教徒能够彼此强化有意义的解释。披头族（beatnik）必然有自己“垮掉的一代”的亚文化，同理，和平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和基督教科学派（Christian Scientist）必然有自己的亚文化。完全适应环境的、成熟的、走中间道路的、健全而理性的、家住郊区的人也需要栖居在一种独特的社会环境中，这种社会环境赞同并支持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实际上，这句话里每一个关键词，比如“适应”、“成熟”、“健全”等所指的都是相对意义上的社会情景，一旦脱离其他的社会情景，它们都会失去自己的意义。每个人都适应他特有的社会。每个人都在适应社会的过程中成长。只有分享这个具体的社会里那些认知的和规范的预设时，人才能够成为健全的人。
因此，改变意义体系的人必然会改变社会关系。男人娶女人时，他一定会重新界定自己的身份，他必然要放弃不符合这一自我界定的朋友关系。一位天主教徒娶的妻子不是天主教徒时，就可能会危及他的天主教信仰；同理，如果一个披头族常常和城里的经纪人共进午餐，那就会危及自己的意识形态。意义体系是用社会关系构建的。心理分析师会给他的病人“洗脑”，并与病人一同编造出新的生活经历。在这样的情况下，当事人会相信，他正在“发现”有关自己的真相，并且这真相早在他进行心理分析前就已经存在。但社会学家对心理分析持怀疑的立场。他们认为，心理分析表面上是发现旧情况，实际上是“发明”新东西。他知道，如此的发明是否看似有道理，和它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否强大有直接的关系。
在稍后的一章里，我们将要进一步阐述我们的思想和我们与谁共进晚餐之间那种令人烦恼的关系。在这一章里，我们只是尝试说明，对相对性和“选择”的体验不仅是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而且是每个人生活中真实的生存体验问题。社会学针对这种生存体验的社会根源提出的洞见可能会给我们一丝安慰，有助于我们为令人痛苦的问题寻找一个富有哲理的答案或神学意义上的解答。在这个歧视稀缺、令人痛苦的世界里，即使对小小的恩赐，我们也要心存感激。在围绕世界观的大辩论中，社会学提出“谁说的？”这样一个恼人的问题，社会学视角引入了一丝令人清醒的怀疑要素，这种怀疑态度立竿见影，给人提供保护，使人不至于立即改变自己的信仰。社会学意识的参考框架使人能够以这样的态度去感受自己的经历：人的生活阅历是在若干具体的社会环境里流动的，所有的社会环境都附带着具体的意义体系。这样的社会学意识当然不能够解决何为真理的问题，但它使我们不那么容易掉进人生旅途中遭遇的每一个传教团设置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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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
《与社会学同游：人文主义的视角》
彼得·伯格（Peter Ludwig Berger） 著
何道宽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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